國內高校正經歷新一輪專業大調整。
今年3月，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，本科專業增設、撤銷、調整共涉及專業布點3389個，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。再往前算三四年，每年高校調整的專業布點數雖在逐年增多，但都沒有突破3000大關。
2023年3月，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《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簡稱《改革方案》），提出到2025年，優化調整高校20％左右學科專業布點，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、新產業、新業態、新模式的學科專業，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。
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》提出，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，建立科技發展、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，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。
如何看待此輪專業調整？一擁而上、一擁而下的專業增減是否合理？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對高校專業調整的行政式引導？日前，圍繞相關問題，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、教育部高等學校專業設置與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鄔大光接受了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的專訪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這一輪全國高校專業大調整的背景是什么？本輪調整有何特點？
鄔大光：我國高校專業已進入新一輪調整期。教育部公開數據顯示，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截至2022年，全國累計共有265種新專業納入本科專業目錄，新增本科專業布點1.7萬個，撤銷或停招1萬個。《改革方案》提出，到2025年，優化調整高校20％左右學科專業布點，這表明國家開始真正出手和發力。方案發布后，立刻引發高校專業調整熱潮。2024年以來，據報道，已有多所高校宣布撤銷或停招部分本科專業，涉及專業數幾百個。不久前，四川大學宣布撤銷31個專業，更是引起了轟動。本輪專業調整力度之大、頻率之高、數量之多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事實上，教育部“出手”之前，從2016、2017年開始，一些高校就已經自下而上地主動做出專業調整，采取停招、隔年招生、“增一減一”的總量控制等舉措。例如，為了優化學科專業結構，中山大學在2016年和2017年兩年共調整或暫停招生39個本科專業，這在當時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。廈門大學則是在那個時期實行“增一減一”的政策。
今天高校“砍”專業，其實是過去大量“增”的必然結果。改革開放后，增設專業大致有三個高峰階段。其一是20世紀90年代的高校合并，使得很多高校的專業數量激增，且有一定重復。今天很多專業過多的綜合性大學，則是當年高校合并的產物。其二是1998年啟動擴招之后，很多高校都是通過短期內快速增設專業，來吸納擴招帶來的大量學生。其三是過去二十年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越來越多，包括一些“專升本”院校和獨立學院。為了盡快實現“去專科化”和擴大學校規模，許多學校不講條件地快速上馬新專業。今天，不同類型、不同層次的高校管理者們逐漸意識到，現有的專業過多、過細，其中一些已經不合時宜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就高校自身而言，專業調整的主要動力是什么？
鄔大光：當前，我國高校綜合改革進入深水區，首先亟待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是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一流學科建設，這兩個問題都繞不開專業優化調整。
世界一流大學人才培養的經驗告訴我們，拔尖創新人才從來都不是在單一學科和專業下成長起來的，推進跨學科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有效路徑。本輪學科、專業調整，在目錄中開始嘗試設置體現學科交叉融合的專業，這將為未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提供有力支撐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我國大多數高校普遍是先有專業后有學科。今天，在強調“一流學科”建設的背景下，則是“一手辦學科，一手辦專業”。無論誰先誰后，專業都是繞不過去的。專業建設指向的人才培養，學科建設也要瞄定人才培養，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。因此，一定要認識學科、專業優化調整的戰略意義。
高校的專業調整總是滯后于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未來社會是一個不確定的社會，任何人都無法像算命先生那樣預見到未來會興起什么產業，也很難清晰預見一個專業和學科的生命周期和發展路徑，也許一項基礎研究或技術的出現就可能催生一個新的學科或專業。如果還用過去的專業來適應今天的時代，就是刻舟求劍。因此，高校必須主動作為，建立適應經濟變化的調整機制。我國高校學科專業優化調整布局，到了不得不“變”以及必須思考“如何之變”的歷史拐點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今天，高校專業的設置與快速迭代的產業行業需求之間，究竟有多大的距離？
鄔大光：最近，我剛剛參觀了青島港灣職業技術學院，這是一所國企創辦的高等職業院校。學校的老師對我說，目前，整個山東港口集團的無人碼頭占比已接近70％，集團正在加快推動全部碼頭的智能化改造，再過幾年，吊車、叉車、鏟車、運輸車的駕駛員，都會走進機房，這些車輛也都會變為無人駕駛。未來港口的生產方式與過去和現在相比已截然不同，這就是科技的進步。相應地，港口相關的人才培養方案、培養目標、專業建設、實驗室建設，乃至教材建設等都和過去完全不同了。
山東港并非個案，幾乎每一個產業或行業領域，都有類似的案例。這意味著舊有專業與企業現實已經出現諸多脫節，專業是否對口已不是那么重要，更進一步說，知識結構、課程體系、教材內容、師資水平，乃至實驗室的脫節十分普遍。但意識到這個問題，與實際推動改革還是兩回事，改革難度很大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我們看到很多高校為了響應新一輪科技革命，一擁而上“增”了很多“潮流”專業，如人工智能、智能建造，以及其他各類“智能+”新工科專業，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？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？
鄔大光：目前，一些高校一擁而上增設的這些新工科專業，絕大多數缺乏扎實、廣泛、精準的市場調研。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學校已有資源去辦專業，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場和產業需求。這自然引出一些問題，即使成立了新專業，這些專業老師的知識結構就跟上了嗎？教材、教學方式和培養方案也自動更新了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也就是說，增設新專業，并不代表人才的培養規格、水平就立刻和科技發展、產業革新同步了。相應地，很多舊專業看起來是被裁撤了，但實際上，這些舊專業的老師依然“殘留”下來，用舊知識教新專業的學生。歸根結底，都是“新瓶裝舊酒”。
過去的一些歷史教訓表明，專業的增設并沒有帶來知識體系、課程內容的變革，教材更新一直滯后，出現“閉門造人”現象。而且，我國以往的專業設置往往受資源配置影響較大。實際上，資源配置越多，專業越容易固化和窄化，從而與市場需求脫節。時間一長，專業改造愈加困難，最終只能撤銷。因此，當前的專業調整，是市場“倒逼”的結果，是撼動我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一個契機。下一步，則要真正走出專業與市場脫節的藩籬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高校應怎樣從專業的固化中突圍，核心障礙是什么？
鄔大光：專業不只是一個概念或符號，它是高校實現“三大職能”的基石，也是高校各種組織和制度的基礎。高校需建立自我調整機制，主動通過課程內容更新推動專業改造，通過知識體系重組推動專業升級，通過課程資源共享推動學科交叉，讓新專業之“新”名副其實。未來，專業優化調整的重點，應該是淡化專業、強化課程。調整專業目錄是“治標”，課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。
今天的許多學科、專業都是20世紀50年代初埋下的種子，這是歷史的財富，也是當下調整“陣痛”的伏筆。當我在讀碩士、博士的時候，竟然發現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專業命名的，有物理食堂、化學食堂、經濟食堂……當下很多高校都是學院制了，表面是學院，實際上是以系為單位或以專業為單位運行。可以說，我們這一代大學教師，既是專業教育的產品或“試驗品”，也是專業教育的“半成品”。
從歷史看當下，我國今天的大學里，專業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固化的鏈條，教師、學生、家長、政府、企業以及資源配置等都是這個鏈條的組成部分，高校教師的專業思維越來越固化，逐漸形成一種固有觀念：人才培養，必須以專業、學科與院系為基礎去配置資源，有了專業就“有了戶口”。這本質上是一種部門所有制。
正是因為這一思想根深蒂固，這些年來，高校普遍存在一個誤區：看到哪一種產業重要，就去建立一個對應的專業或學院。但在世界的一流大學里，專業的“潮起潮落”相對罕見，它們不是靠成立新專業或學院來跟蹤科技創新，而是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。當面對某一新興產業的需求時，主要采取兩種做法，其一是多個學院的跨界“合作模式”，通過拓展組織邊界、學科邊界，以互嵌的結構形成新的學術共同體，實現人才培養和科研各個環節的融合。其二是單個學院整合內部資源進行學科或專業“改造”，通過融入人工智能、區塊鏈、大數據等新興技術，與時俱進地更新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，“反哺”人才培養。
最近，不少高校放開轉專業限制，看似進步了，其實還是在“專業”里打轉，真正應該做的，是放開課程，給予學生更多的選課自主權。因此，我們要看到專業調整背后更深層的邏輯：高校學科、專業調整，并不是簡單的“增”與“減”的問題，而是針對社會需求，以有組織的方式對整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系統性改造。也就是說，轉型才是根本，專業調整只是一個切口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這一輪專業調整中，還有一個突出的現象：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強化對高校專業調整的行政式引導。多省發布了與中央對標的專業調整文件，通過“增一減二”（增設一個省控專業，就要裁撤兩個專業）、“連續兩年畢業去向落實率低于50％的專業點責令停招”等剛性措施進行專業管理。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？
鄔大光：目前高校學科、專業設置過多與不合時宜，是一個普遍現象，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高校都應該按照一個“藥方”去吃藥。專業調整不能通過行政指令來“一刀切”。
我認為，不是所有地區的高校都需要刻意裁撤專業，去完成縮減20％的目標。這里需要區分不同類型的高校，研究型大學可以淡化專業，聚焦課程體系改革和教師轉型。但對一些地方高校來說，仍要通過專業教育來“對口”地方的產業需求，尤其是一些低端產業結構。因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，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高度復雜和多元化，既有高端的科技產業，也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，體現了高科技與傳統的并存狀態。
我國專業設置與調整長期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主導，處于“強計劃”的政策管理下，政府一直在強化學科、專業目錄的規范性管理功能。近年來，雖力圖改革，但規范性管理仍是主要手段和特點。這種做法，其優勢體現在國家對世界科技前沿、經濟主戰場、國家重大需求的把握更為精準，但也要注意到對市場快速變化和地方經濟觀照存在的不足。
國家現在強調“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”，真正的“三位一體”往往是自下而上發生的，很難自上而下。我去安徽調研，發現合肥市正在打造十大新興產業，政府要求高校跟進，一些學校開始設置與十大產業相關的專業，加強與新產業的校企合作。可當我問學校是怎么具體合作的，校方說，沒有實際合作，目前只是有了“新專業”名稱，也可以說是“貼個標簽”。
地方政府應該意識到，要高校去支持某個產業，需解決師資、實驗室、實訓基地和就業等一系列問題，不是一個行政指令就能完成。到最后，還是要看高校的學科、專業特色是否有與產業的實際結合點。因此，新一輪專業調整需要綜合考慮專業設置的國家屬性、區域屬性，逐步實現專業教育與社會需求的深度融合。
經過20余年的努力，中國已完成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到普及化的過渡。教育部的數據顯示，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60％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達2.5億，這個數據在國家人口排名上位居第五。當下，我國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“人”，缺的是“人才”。針對新時代的挑戰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諸多歷史“遺留”問題依然存在，如高校和專業的同質化、高等教育評價體系的趨同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常被詬病的“一刀切”是一個主要原因。今天，要防止過度計劃管理，重視多樣性發展。否則，可能使高校失去應有的活力和應變能力。未來的高等教育改革，從上到下都需要對市場的變化和社會需求保持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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